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打工子弟考上哈佛:12岁“北漂”,曾帮父母在街边卖煎饼

时间:2019-05-01 16:36来源:未知 作者:admin 点击:
三月初的一个周五,准备下班了,25岁的段孟宇收到一封邮件,“我被哈佛录取了。” 北京时间凌晨四五点,开网约车的父亲醒来,在家庭微信群里看到了邮件截图,“真的吗?”他看不懂这张全是英文的邮件内容,但认出了女儿名字的拼写。

三月初的一个周五,准备下班了,25岁的段孟宇收到一封邮件,“我被哈佛录取了。”

北京时间凌晨四五点,开网约车的父亲醒来,在家庭微信群里看到了邮件截图,“真的吗?”他看不懂这张全是英文的邮件内容,但认出了女儿名字的拼写。

“我也不敢相信,过了很久一段时间,我都不敢这样想,就觉得它是不是把offer发错了。”段孟宇12岁跟父母来到北京,两年后,她入读打工子弟学校,蒲公英中学。一家人住在城中村,周末,她帮父母在中关村街边卖水果、麻辣烫,还卖过煎饼。

2010年,段孟宇从蒲公英中学毕业,两年后被英国世界联合学院录取,之后在外界资助下,就读于美国路德大学,毕业后,一边工作一边申请硕士,最终成为蒲公英中学第一位走入哈佛大学的毕业生。

蒲公英中学是北京唯一一所五证齐全、民办公益性质的打工子弟学校。在北京城边缘的南五环,这里街道狭窄拥挤,路边是低矮的平房,车辆驶过时,扬起一路尘土。

旧厂房改建的校园内,招收的都是跟随父母,四处漂泊的流动儿童。他们的父母绝大多数是装修工、服务员、工地小工,但在这所提倡素质教育的学校里,他们获得了与外国志愿者交流、参加夏令营的机会。

流动儿童是一个庞大的群体。2013年,全国妇联发布的《我国农村留守儿童、城乡流动儿童状况研究报告》提及,全国流动儿童规模达到3581万,北京、上海等地的流动儿童中跨省流动的占90%以上。

在蒲公英中学的墙壁上,画着一株美丽的蒲公英。学生们来来往往,有人上完一学期,就跟父母返乡了,有人为了升学不得不提前离京,从此杳无音信。

段孟宇认为自己是一个幸运儿,在老师的印象中,她的成绩并不拔尖,但做事踏实,有股韧劲儿。“就像校歌里说的那样,飞到东,飞到西。无论多么艰苦的地方,给我很少的阳光,很少的雨露,都能落地生根,生存下去。”段孟宇说。

以下是段孟宇的口述。

水果、麻辣烫与煎饼

我很小的时候,爸妈就去宁夏打工了,弟弟出生以后,他们又决定去北京打工。

一到五年级,我都在村里面上小学,大部分时间和爷爷奶奶生活在一起。那是河南周口特别小的一个村庄,学校在几个村中间,我和邻居家的小孩一起,平时要上早自习,中午要回自己家吃饭。

我和弟弟过年或者暑假会来北京玩几天。后来在老家,不知道为什么老是生病,爸妈有点不放心,就让我们来北京,虽然生活开销会大一些,但他们愿意多累一点,让我和弟弟待在他们身边。

正式来北京那年,我12岁,早上坐大巴车,到北京已经半夜了,感觉外面好多灯,特别亮,很多高的建筑,后来回去还跟村里的同学说,那个建筑有一千米高。

到了我们家住的地方,好像也没有说的那么繁华,有些失落。那是海淀区角上一个村,颐和园就在附近,离中关村大概20分钟。很多打工的外地人在那边住,20平米的简易房,每家一户,住在一个院里头,还有很多人在大棚里养蘑菇。

我家摆了两张床,我睡一张床,爸爸妈妈和弟弟睡另一张。房里用钨丝灯,黄黄的,暗暗的,瓦数不是很高,有时候需要换灯泡,住的时间久了,也习惯那种光线了。屋子外面支一个小灶做饭,冬天烧煤暖屋子,但北京大火之后,去年就不让烧了。

那时候北京挺宽松的,周围好多小孩都在一个私立小学,交了学费就可以上。离我们家也很近,走路就十分钟,我在那儿上了六年级,早上带着弟弟去。

后来,我去了蒲公英,很多人回老家上初中,就很少见到了。也有同学去北京其他地方读初中,不知道怎么的,高中就辍学了,之后就开始在北京打工。

我去蒲公英的时候,七年级刚好新开了一个五班,都在前院,他们会把同一个基金会资助的学生放到一个班里。地理课上,班里画了一个地图,写哪个同学来自哪里,河北、河南、山东、安徽,最远的还有广州的,我第一次听见有人说话是那样的口音。

学校没有吃饭的地方,都是学生用桶把饭打到班里,然后给每个人盛饭,我们带自己的碗,坐在座位上吃。外界人去觉得很艰苦,我也没觉得,相比村里的小学,已经好了很多。

我们住校,很多人周日上午就回来了,因为家里没有写作业的地方,而且人大附中的志愿者会来给我们补课,老师也鼓励大家早点回来。

我们经常搬家,来北京搬了五六回了,有些地方住个一年,可能就要拆了。很多时候我(从学校)回去,就已经搬好了。从海淀搬到昌平,最远搬到回龙观。

爸妈各种小生意都做过,早晚轮流出摊,在中关村卖水果、麻辣烫,还卖过煎饼。星期天,有时候我会去帮忙收钱,或者收一下盘子。上高中的时候,城管就已经很严了,第一回被抓到,就把东西全都拉走,第二回或者第三回,就要进拘留所,我亲戚有一次就被抓走了。爸爸晚上卖完煎饼后,早上还要守在路口那边,帮妈妈一直盯着,像“猫捉老鼠”的感觉。

现在他们都快50岁了,爸爸贷了一些款,开网约车,挣钱慢慢还,妈妈在家待不住,在饭店找了一个活,总体来说还是往好的方向走,我才不用担心太多。

(蒲公英学校 图片来源网络)

“以前的想法太片面了”

到了蒲公英,我才开始正式学英语。小学没有英语,五年级才开始上一点点,也就几周一次课。在蒲公英有很多和外国朋友交流的机会,刚去没多久,就有一对美国夫妇来我们班,跟着一起做活动,教了一首美国棒球队唱的歌。

蒲公英给了我很多机会,有时候参加演讲比赛,让我变得更外向,喜欢组织各种活动,帮老师管理班级。我觉得我很努力,但我的成绩一直不是特别拔尖。

初三的时候,世界联合学院(UWC,面向全球提供大学预科课程)挪威分校校长来我们学校参观,一些UWC很早毕业的校友也来了,我们班一个同学问,“你们的梦想是什么?”一个校友的回答是,帮助世界的人和平生活在一起,不再因为对方的不同发生对峙。我当时觉得他的梦想很奇特,很多人的梦想是考上大学,找到一份好工作,感觉UWC很不一样,想去看看这个学校到底是什么样的。

不过那时候最紧要的还是中考。天蒙蒙黑,很多人开始在操场上跑操,学校会放各种音乐,其中一首是《爱拼才会赢》,跑着跑着,天就亮了。

(蒲公英中学之前的教室 图片来源网络)

蒲公英初一人特别多,初二上了一个学期,有些人走了,中考之前又走一部分人,最后留下来的人就很少了。

毕业之后,我们参加了一个 Next Step (下一步)的夏令营,大家都在思考下一步怎么选择,是继续读普通高中,还是职业高中,是留在北京,还是回老家,自己到底适合走哪条路。我说我想考UWC,一个志愿者特别支持我,她当时在北大读研,后来一直保持联系,给我提各种建议来提高英语。

我特别喜欢早上早起个十来分钟,去操场读英语,操场特别安静,好像整个都属于我。

高中还挺顺利的。我们那年和一所普通高中建立合作关系,开了一个班级,全都是蒲公英的学生,高二分班的时候才打乱了。以前觉得那些(本地)同学靠家里,不学习,这次混合才发现,他们很努力,也很善良,以前的想法太片面了。

从面试到(收到世界联合学院)录取通知书,等了两三个月,这个过程挺煎熬的,心一直悬着,每天早上起来,都会打开邮箱看一下。未来充满了不确定。不像大多数人,从初中到高中,你知道肯定会走高考这条路,会一直坚持走下去。那段时间想的也挺多,如果考不上的话,可能就打算回老家读高中,准备高考。我爸都已经快把老家的学校都给我找好了。

大家都处在这种摇摆不定当中,班上会有一些浮躁的气氛。最先走的一个同学是高二上学期,过完圣诞节之后,提前回老家适应教材和做题习惯。大家把那个圣诞节办得很好,没有说舍不得或者不开心。

其实想高考的话,大家都会走这一步,只不过是早晚的问题。

申请结果出来了,可以去申请签证,我用两三周的时间过了雅思。爸爸把我送到机场,比我大一届的学姐和室友在伦敦的机场接我。

学校一共300多人,来自90多个国家,基本上每天上午上课,下午做各种社区活动。我碰到了很多优秀、有理想,勇于为别人站出来的同龄人。

我妈妈基本没怎么上学,爸爸可能初中上完了,高中上了一点,但他们很支持我,无论读到什么时候都支持。

我最好的朋友,其中两个是蒲公英的,从大学到现在一直保持联系。和其他同学很久没有聚过了,我们那届最后考上大学还挺多的,在北京或者其他地方工作,过得都挺不错。

(段孟宇和同学 图片来源网络 )

教育把一个人带到更远的地方

从蒲公英到UWC,让我认识到教育对一个人的重要性,对于一个国家的重要性。

在UWC的第一年,我去柬埔寨短期支教过,第一次在一个国家的首都看到很多光着脚,在街上卖各种小东西给游客,或者在街上乞讨的小孩,哇,就觉得那种冲击特别强大。

活动是UWC(上世纪)七十年代毕业的一个英国校友创建的,在柬埔寨不同的偏远乡村,教逻辑、美术、音乐,还有他们当地的主流语言。在大时代的背景下,很多工厂会挪到东南亚,他们都是土著居民,没有一技之长,教当地的主流语言可以帮助与外界交流。

学校就是几间小木屋,可以做教室,各个角落里绑着睡袋,所有的志愿者住在里面,可以遮挡蚊子。柬埔寨有最亮的星星,因为晚上没有灯,大家会坐在学校旁边的木凳上,一起聊天,一起听歌,一起看星星。

作为一个志愿者去那里,就想起我在蒲公英,志愿者给我讲课的情景。回来之后,我也想了很多,每个地方待一周,这么短的时间,我到底可以给他们带来什么?我到底想做什么?也可能是我第一次发现,教育真的可以改变一个人的生命。

后来我在美国读路德大学,学的两个专业是心理和管理。陈先生(备注:一个个人资助者)的赞助和戴维斯奖学金覆盖了学习和生活的大部分支出。留学生不允许在校外打工,我第一年就在学校食堂打工,每小时7美元多一点。最多时候打三份工,在社会科学部帮教授查资料,也帮另一个教授做调研,还教过外国同学中文,每周打工13个小时,差不多攒到一张回国的机票。

除了我,村里考上大学的只有一个女孩。她们上完初中,有些读了高中之后,就去广州或者无锡的制衣厂里打工,几年后就回来嫁人。

上一次回家过年,是10年前了。小学和我同班就有一个同学外出打工了,我们一起聊,当时就觉得,哇,我们真的很不一样。后来听我妈妈说,小时候一起玩的人结婚了,现在已经有一两个小孩了。

那种感觉怎么形容呢?不可思议,不敢想象,我说不上来。

现在,他们把小孩放在父母家里,夫妻两个又出去打工,他们的孩子又将变成流动儿童,跟我爸妈十几年前或者二十年前做的是同样的事情,好像一个循环一样。虽然国家在经济上进步很多,人们的生活条件也确实改善,但是受教育这件事情,就和我爸那一代人一样。

并不是他们上不起学,而是他们自己选择不去上学,可能在农村那种情况下,对学习渐渐失去了兴趣。我的成绩并不比他们好多少,我也可能是他们中的任何一个,或者,他们曾有和我一样的教育机会的话,可能比现在的我做得更好。

我觉得自己除了幸运,还是幸运。如果爸妈没有把我带到北京,如果我去的是另一所学校,没有去蒲公英,很容易就像老家的同学一样,过上另一种不一样的人生。

我来波士顿之后,一边在一家基金会工作,一边申请哈佛大学,觉得我的知识储备还不是我想要达到的一个境界。选择教育学院,是因为对教育、国际发展、政策都比较感兴趣。

教育真的是帮助一个人成为更好的自己,怎么把一个人带到更远,然后再去帮助别人。我一直在想,是在政策专业学教育,还是在教育专业了解政策,最后选择,先要懂什么样才是好的教育,才可以做出好的政策。

最近,我在看美国前总统夫人,米歇尔·奥巴马的自传,写自己怎样在一个低收入家庭,每天坐两三个小时的车去特别好的一个高中读书,考入普林斯顿,最后考入哈佛的经历,跟她丈夫一起入住白宫。我发现成功人士认识自我,认识世界都会有一个纠结的过程,并不是我一个人在经历这些事情。

(责任编辑:admin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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